张氏，是我这一辈子，认得的最厚道的一个人。
我认得她，是在我二十五岁上下的时候。那时候，我常往城西门外送肉——那里有一家旅舍，老板娘姓张，大家都叫她张氏。她的旅舍，给赶路的客人做饭，要买肉。头一回去，我送了几斤好牛肉过去，张氏接了，说：“宋屠，你这肉，新鲜。”
我说：“我闻过，吃的草香，才出好肉。”
张氏笑了。她给我盛了一碗汤。我喝了，那汤，是热的。我说：“大嫂，你这汤好。”
张氏说：“赶路的，先喝口热的。你送肉来，也是赶路的。”
我这一辈子，杀牛，见惯了血，也见惯了人的冷。可张氏那一碗热汤，让我心里，暖了一暖。从那以后，张氏旅舍的肉，都是我送。她家隔几日买一回肉，我挑最新鲜的送去。张氏待客厚道，她旅舍的客人多，肉要得多，我给她送的，都是最好的。
张氏守寡，一个人开旅舍。她算账快，记性好，待人热。她旅舍门楣上，挂着一枚平安扣——她说是镇店的。我每回去送肉，抬头就能看见那枚玉，挂在那儿，看着她的旅舍。
有一回，我问张氏：“大嫂，你那门楣上的玉，是啥来头？”
张氏说：“是娘给的嫁妆，是爹传下来的。我挂了四十年，镇店用的。它看着我这旅舍，看着来往的人。”
我说：“挂得好。玉镇店，人平安。”
张氏笑，说：“宋屠，你一个杀牛的，也信玉？”
我说：“我信。我杀牛，可我信命，信往生，信这世上，有比刀更沉的东西。”
张氏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可她给我盛汤的时候，多盛了一勺。
我三十岁以后，杀牛，越来越慢了。
年轻时，手起刀落，牛就是肉。四十岁以后，我每杀一头牛，都要念完一整段咒，才下刀。我念咒的时候，牛站着，看着我。它不挣扎，也不叫，就站在那里，等我。我念完了，才闭眼，才落刀。
我的刀，越来越慢。我的咒，越来越长。
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。我杀了一辈子牛，我信佛，我念咒。我念咒的时候，心里是静的；可刀落下的时候，我心里，又有一块地方，是疼的。
我常常想——我信佛，可我日日杀生。这两边的账，到底哪边更重？我杀了一头牛，是积了罪，还是积了业？我念了咒，是渡了它，还是只是骗自己？
我算不清这笔账。
我杀牛，是为了养家。我不杀，一家老小没饭吃。我念咒，是为了心里那点不安。我不念，我夜里睡不着。可是，罪孽和生计，能不能两不相欠？我一边造业，一边念经，这能相抵吗？
我找不到答案。我问过白马寺的老和尚（我后来又去寻过他，他已不在了，寺里的沙弥说他圆寂了）。我问他，罪孽和生计，能不能两不相欠？他要是活着，大概会说，不能，可你得一边杀，一边念。你杀是你的业，你念是你的心。业和心，你都得背着。这才是人。
我没有答案。可我知道，我停不下来。我得杀，得念，得背着这两样，活下去。
到四十岁，我不再解释这个矛盾了。
有人问我：“宋屠，你一个杀牛的，怎么还信佛？”
我说：“杀牛的人信佛，本身就是答案。”
我不解释更多。杀牛的人信佛——这件事本身就是答案。我杀，我也念。刀和咒，都长在我身上。这就是我，一个杀牛的屠户，信佛的样子。
张氏老的时候，我常去送肉。
她晚年，身体不好，旅舍是女儿在打理。可她还在账房坐着，算账，看门楣上那枚玉。我去送肉，她总要跟我说话。
那几年，她病重了。我不忍心看她熬着，隔几日就挑最新鲜的肉，送到旅舍去，让她的女儿给她炖汤。她女儿说：“宋叔，你待我娘真好。”
我说：“你娘待我好。她那一碗热汤，我记了一辈子。”
有一回，张氏把我叫到床前。她病得厉害，可精神还算好。她从枕边，摸出一枚平安扣——就是她门楣上挂了四十年的那枚——放进我手里。
“宋屠，”她说，“这玉，是娘给我的嫁妆，是爹传下来的。我挂了一辈子，镇店用的。我快走了，这玉，我挂不动了。我把它，送给你。”
我愣住了。我说：“大嫂，这玉，你该留给你闺女。”
张氏说：“我闺女有她自己的念想。你——宋屠，你是杀牛的，你信佛，你心里那点苦，我知道。你把这玉戴上，玉会传，念想会传。你杀牛，你念咒，你心里那两边的账，算不清。可你戴着这玉，你就知道，这世上，还有人，愿意把一点念想，托付给你。”
我攥着那枚平安扣，手在抖。我说：“大嫂，我这一辈子，杀牛，手脏。我配吗？”
张氏看着我，说：“你手上沾的是牛血，可你心里，念了几十年咒。你不脏。你戴着它，给牛，也给你自己。”
张氏走了。我跪在她灵前，磕了三个头。我把那枚平安扣，贴身收了。
我没把它挂起来。我把它，藏在了肉案底下——不让客人看见。
张氏说，玉会传，念想会传。我把玉藏在肉案下，杀牛的时候，它就垫在我脚下，听我念咒。我想，这玉，一半是给牛（我杀的生，让它往生），一半是给我（一个杀牛信佛的人，那点说不清的不安）。玉在肉案下，垫着，我杀牛，也念咒，玉听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