豨爹走后的第二年,我嫁人了。
他叫禾,是北地一个种田的农民。人如其名,朴实,实诚,像他地里的庄稼。
我们是一个镇子上的——我常去他地里挖野菜,他常来我摊子上补鞋,一来二去,就熟了。他不嫌弃我脸上没有豨爹那种印(我脸上干净),也不嫌我是个捡来的野孩子。他说:“莠是野草,可野草会长庄稼。你跟我过日子,我把地种好,你把日子过好。”
我嫁给了禾。出嫁那天,没有花轿,没有锣鼓,只有一领新席,一斗粟米,和禾家几件旧家伙。我把豨爹教我的编草、认草、缝补的手艺,一并带了过去。我们从一床破被、一块薄田起家,像两株野草,在土里扎根,慢慢往深里长。
新婚那夜,禾问我:“你想要啥?”
我想了想,说:“我想要太平。”
禾愣了。他说:“太平是皇上的事,咱能干啥?”
我说:“咱能把日子过好。日子过好了,一家人都好好的,就是咱家的太平。”
禾没再说话。他握住我的手,那双手粗糙,全是老茧,可握着,暖和。
我嫁给禾的那几年,天底下变了。
始皇帝没了后,秦亡了,楚汉争了几年,到后来,汉立了。汉家天子换了几个,可传到后来那两位——老百姓管他们叫“文皇帝”“景皇帝”——天底下慢慢就太平下来了。休养生息,轻徭薄赋,种地的少交些粮,服役的少去几年。我们北地,往年是打仗的边地,如今也一天天安稳下来。
最让我信的,是地里的庄稼。
那年开春,镇上来了个田官,姓陈,是官府派下来劝农的。他背着个布包,包里是新式的犁铧、种子,还有一卷画着田格的图。他说,朝廷教大家新耕法,官府里叫“代田”——把地分成畎垄,作物种在垄沟里,轮着种,歇着养,深翻,多施粪肥。这样地力不竭,亩产能翻番。
禾半信半疑。我信。我信田官说的,因为我认得地,认得庄稼,认得土。我说:“禾,咱试试。横竖不过是一块地,种不好,也饿不死。可万一种好了呢?”
我们照田官教的,头一年试着种。深翻,分垄,轮作,多上粪。秋收的时候,禾蹲在地头,抓起一把沉甸甸的粟穗,手都在抖。他说:“莠,你看——这一亩,收的比往年多一半都不止。”
第二年,更多。第三年,粟米亩产,从我嫁进来时的一石半,涨到了三石。
三石粟米啊。我抱着那一口袋一口袋的粟米,忽然就哭了。我哭,不是因为饿怕了,是因为我信了——太平,是真的来了。它不是一个写在牍文上的空话,它是地里的粟米,一石半涨到三石,是一家人不再挨饿,是豨爹补了一辈子鞋也换不来的安稳,是我娘牵着我在荒野里逃命时,做梦都想不来的日子。
我用攒下的粟米,跟人换了一头牛。牛是农家的大件,有了牛,地能深耕,活能多干。我们一点一点,攒出了二十亩薄田。二十亩不多,可它够一家人吃饱,够我腌一缸豆酱,够禾给娃们扯新衣。二十亩薄田,就是我这一辈子,最硬的底气。
我做豆酱的手艺,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黄豆、小麦、盐、井水,拌匀了,装进坛子,封好,搁在屋檐下,晒够一百天。一百天里,我天天去看,看它一天天变色、发酵、变香。晒足一百天的酱,三年不坏。禾说,我做的酱,是方圆最好的。
我说,不是酱好,是太平了,人心里稳了,手下的东西,才经得住放。
我一共生了三个孩子。
头一个是丰。丰生下来就结实,像他爹,哭声嘹亮,满院子都能听见。第二个是秧——秧没养住。秧生下来就弱,那年冬天北地又冷,我抱着他熬了几个日夜,他还是没熬过来。秧没的时候,我坐在炕上,抱着那小小的、凉了的身体,没哭。
我想起我娘——我娘把我放在破庙墙角,说野草总能活。我娘没能等到太平,我娘的儿子也没能等到。
可我不哭。不是不难过,是我知道,难过没用。豨爹教过我,人要顺着命走,认清了,往前走。秧是一株没能长成的秧苗,我把他葬在屋后的坡上,背风,朝阳。我在地头种了一棵槐树,想着,树长大了,能替秧看看这太平的世道。
第三个是穗。穗生下来,眉眼像我,秀气,可性子像我,韧。穗小时候也病过一场,烧得厉害。那回我急坏了,半夜抱着他,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镇上的医。路上我攥着胸口的平安扣,心里默念:玉能挡灾,玉能挡灾。穗挺过来了。他退烧那天,我抱着他,哭了一场。这是我长大后头一回哭。
丰和穗,是我最珍视的“平安”。豨爹说,玉能让人记得,有人把念想留给他。丰和穗,就是我留在世上的念想。他们活着,好好地长着,我这辈子就值了。
可我有一样东西,改不掉——半夜惊醒。
文景之治,春风化雨,地里的粟米一年比一年多,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可我总在半夜里,忽然惊醒,心跳得厉害,满身的汗。我梦见我娘的手,梦见破庙的墙角,梦见豨爹脸上的黥印,梦见饿、冷、害怕。禾被我吵醒,把我搂过去,说:“莠,你又做噩梦了。都太平了。”
我趴在他怀里,听着他的心跳,慢慢缓过来。我知道,太平是真的。可战争的日子,刻在我骨头里了,我怎么也忘不掉。禾不懂这个。他生在太平年月,没挨过饿,没逃过荒,他不知道我这样的孤儿,心里那道疤,是拿太平也填不满的。
太平对我来说,不是天经地义。是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,亲眼看着它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正因为我见过它没有的样子,我才夜夜怕它收回去。三石粟米、二十亩薄田、一院子的孩子——这些都是借来的。借的东西,就得夜夜攥紧,怕它哪天醒过来,又变回破庙墙角的那个冬天。
我把这事,说给丰和穗听过一回。我说:“你们是太平年里长起来的,你们不知道乱世是啥样。娘知道。娘比谁都懂‘平安’两个字有多重,所以娘比谁都珍惜现在这个太平。你们记着,太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是有人把日子过好,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”
司马仓是那几年,我救下的人。
他是个押粮的小吏,官府粮仓的,押着粮车从南边往北边运。那回遇上连日雨,路滑,粮车在山坡上翻了,司马仓被车辕砸断了腿,动弹不得。押粮的差役把他丢在半路,说回城报信,就再没回来。是路过的乡人把他抬到我门口。我看他一条腿肿得老高,骨头怕是断了。我让禾把他抬进屋,烧水,给他正骨,用我认的草药,捣碎了敷在伤处。司马仓疼得满头的汗,咬着牙一声不吭。我一边给他治,一边跟他说话,分散他的注意:“你是押粮的?粮丢了吗?”
他说:“没丢。粮车在山脚下,车坏了,粮还在。我得回去看粮。”
我说:“你先顾你的腿。粮是朝廷的,丢了也是朝廷的;腿是你自己的,废了就没了。”
司马仓看着我,半天没说话。后来他腿养好了些,能拄着棍走动,第一件事,就是一瘸一拐地,去看他的粮车。粮还在,他用半条命,把粮一粒粒归拢好,又想法子叫人来接应。那批粮,到底没在他手里丢。
他临走那天,来我家道谢。他在门口站了很久,说:“莠嫂,你这双手,救了我的命。我一个押粮的小吏,没什么能谢你的。往后你家里要有事,你只管开口。”
我说:“不用谢。你押粮,是把粮送给需要的人;我救你,是想让你把粮好好送到。都是想让这太平,好好的。”
司马仓后来常来我们这一带押粮。每回来,都到我家坐坐,给我带些南边的物件——一包好盐,一匹细布,一篓干果。他说:“莠嫂,你家的豆酱,是最好吃的。”我给他装一坛子带上,他乐呵呵地走了。他喊我“莠嫂”,喊禾“禾哥”,
像一家人似的。